若亚投行能成功吸引世界各地的资金，共同建设亚洲基础设施，并间接形成亚洲对外经贸的桥梁，将开启一个新的多边时代，打破过去只有美国积极参与亚洲经贸事务的状态。
这样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需要范欧亚区域内的基础设施的超常发展来支持。新的利益需求必然将更多的国家与地区捆绑起来，亚投行的成员国也会从传统的新兴经济体扩展到发达经济体，营造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可以帮助他们扩大出口。
据悉这可能与中国表态不谋求因为一股独大而形成的一票否决权有关（当然中国会按照出资份额来宣示自己的合理权益），这会有效提升亚投行的治理水平，对比美国在IMF中的一票否决权导致的改革停滞，全球化4.0版本正在理念上全面超越旧有的全球化3.0版本。其中，西亚与全球的平均水平较接近，东亚和中亚大约只有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南亚的交通设施建设最差，远远落后于全球和亚洲其他地区。新型全球化加速到来 中国当下正在积极的在新一轮全球化中寻找自己的定位和与世界的关系─以贸易加深跨国经济联系，以投资输出过剩产能和资本，并在这个两个过程嫁接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最终中国经济的影响力会伴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而提升。对此，中国一方面应加快与欧洲国家达成自贸协议，围魏救赵，另一方面，会在亚洲继续推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RCEP)，合纵连横。2001年，亚开行又倡议发起中亚区域经济合作，计划前十年亚开行投入共150亿美元，其中近80%将投向了交通领域，计划于2020年前建成横贯中亚地区的6条交通走廊。
谋划全球化4.0版 因此为了突出重围，当下中国正在谋划全球化的4.0版本，考虑在这个版本中，对外利益交换的新的格局和策略。亚投行亚开行存竞争 亚开行对亚洲做出的贡献既体现在其对单个项目的资金支持，还存在于其对亚洲次区域合作的促进。第四，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破产清盘或者在破产保护下重整。
这也是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拉动内需失败留下的教训。2012年以后，又多次采用增加投资的办法刺激经济，但正面效果愈来愈差，负面效果愈来愈大，这使许多人认识到它不是个好办法。其中最突出的是社会保障基金缺口。对于这一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有明确规定，要求拨付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应当尽快实现。
由于政府主导了重要资源的配置，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出现了逆转。以净出口为例，它最终取决于整个国际经济走势。
可是到了2001-2005年的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城市化加速这件好事在中国体制下却使各级政府大大增加他们手中掌握的土地等重要资源，于是许多地方，包括浙江在内都出现了政府主导的重化工业投资高潮。这一点在负面清单的引进上已经可以看得十分清楚。第四，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整个国民经济，而信息产业从本质上说，或者说它的主要成分，就是服务业。美国的储蓄率会有起伏，但是要想回到危机以前的水平，我看是不大可能的。
消费需求的提高，也不是以人们的愿望为转移的。三驾马车分析框架的误区 研究增长降速，可以采取两种不同的分析框架。还有一项重要的改革项目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进行的实验。大家都在讲新常态，但它的内涵和外延却十分模糊。
由于前一时期的过度投资和粗放增长，在全国各地形成了一大批晒太阳的开发区、绵延好几个街区的死城等死资产。为什么发生这样的情况？主要原因在于加快了服务业发展。
所以，在较高效率支撑下的中速增长，才是我们希望建立的新常态。第三，动用国有资本偿还国家的或有负债。
他们指出，世界的贸易规则，特别是投资规则正面临重大的改进升级。在经济分析中所说的需求是有购买力的需求，是有钱做后盾的需求。第二项改革就是从2012年在广东开始，被本届政府规定为转变政府职能重要内容的工商登记便利化改革。及早归还这类欠账，可以减轻偿债压力，还能创造更有效的公有制实现形式。1986年发生内需不足的问题以后，日本政府为拉动经济增长，启动了大规模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计划，结果酿成了最后的大崩盘。在这方面，我们要汲取日本的教训。
但有些人按照过去的理解，把自贸区的优势仅看作是取得某些政策优惠。大致上从2009年开始，不知什么原因，在分析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的时候，流行起一种认为经济增长速度取决于消费、投资、净出口等三驾马车的需求大小的分析方法。
从经济改革来说，有些改革项目重在有序推进。这跟经济发展模式没有实现根本性转变密切有关，说明就业方面有些问题还要进一步解决。
不过，凯恩斯是用这一理论框架来分析短期经济问题，拿它用来分析长期发展显然是用错了分析框架。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需要维持8%以上的GDP增长率，因为要保就业。
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在由现有资源状况和技术状况决定的潜在增长率降低的情况下，要短期拉升增长率，唯一的办法就是采取刺激政策，通过信用扩张向市场放水。取得经验以后，再在其他地区复制推广。这两类措施的综合运用，使我们能够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不出现系统性危机，为推进改革争取时间，使改革和发展进入良性循环。有些地方这两年新登记的工商户增长了百分之几十。
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和其他一些研究者都得到大致上一致的结论，就是从21世纪初开始，中国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明显降低，并引起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相反，如果能够在增长减速的同时提高增长的质量，优化结构、提高效率，就能减轻增长减速的冲击，甚至能够在中速增长的情况下使人民得到更多的实惠。
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先是国家计委提出需要进行增长方式从粗放到集约的转变。改革开放对提高效率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
现在亟需做的，是对什么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以及我们应当做些什么去适应新常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大体上在两点上比较一致：第一是GDP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甚至中速增长转换。
所以营改增有利于分工深化。因此，仅有增长减速而没有增长质量的提高，并不是我们希望见到的一种常态。第三，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基础建设投资不需要考虑近期有没有回报，因为东西在这儿，早晚会有用。
我认为，可以采取的措施门类较多，其中包括： 第一，停止对回报过低或者是没有回报的项目的无效投资。在我看来，如果说西方国家资产负债表缺陷的主要成因是高消费和高福利，东亚国家的杠杆率过高则主要是由于企业和各级政府借债投资造成的。
他在书中指出，日本的这次衰退，以至全球多次重要的金融危机，都是在泡沫破灭后出现的衰退，而出现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基础，则是资产负债杠杆率（负债率）过高的缺陷。体制转型是发展转型的基础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或者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并不是一个新口号和新要求。
应该看到，这两者有着很不相同的情况。在九五期间，由于执行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市场取向改革全面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取得一定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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